第3版()
专栏：

对外国专家要团结、合作和学习
——回忆周恩来总理对外国专家工作的关怀和教导
杨放之 吴凡吾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卓越的领袖之一、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五年了。我们想起他老人家对外国专家工作的关怀和亲切的教导，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建国初期，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陆续派遣了不少苏联专家来我国工作。1950年，周总理指定伍修权、杨放之任正副组长的专家工作小组起草了《加强专家工作的几项具体办法》，并经他批准施行。1953年，在周总理主持下，又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了有关加强专家工作的几项规定。1954年3月，周总理召集的有各部部长、主管副部长和有关司、局长参加的讨论专家工作的一次会议上说，拟向政务会议提出成立专家工作局（后改名为外国专家局），作为专家工作统一管理的办事机构，并建议出版《专家工作通讯》，交流专家工作经验，后来周总理亲笔为这个刊物题了刊名。1960年夏，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全部苏联专家以后，外专局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周总理说：“象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外国专家还是要的”。1973年，当周总理听到要撤销外国专家局这一机构的消息时，非常生气地说，为什么不向他报告！在周总理的干预下，这个机构总算留下来了。
外国专家工作一直是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抛出“洋奴哲学”、“卖国主义”的帽子，把一支支毒箭射向周总理。在一段时间里，许多外国专家被批判斗争，甚至有的被投入监狱，有的被迫离开我国。周总理在1973年“三八”妇女节，邀请所有在京外国女专家、专家夫人和她们的家属参加这一纪念会。在会上，周总理严厉批判林彪一伙对外国专家工作的干扰和破坏，对被批斗或被迫离开我国的外国专家表示歉意，并欢迎他们重回中国。
周总理对外国专家工作有过许多指示，有些指示虽然是在建国初期或以后一段时期作的，但其基本精神，今天仍然适用。
主 动 团 结
周总理多次告诉我们：在“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下，根据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适当聘请外国专家来我国帮助工作是必要的。同时强调说，既然我们把他们请来了，就应当把人家当作朋友看待，以礼相待，主动做好团结工作。为了团结他们，周总理提倡同外国专家交朋友，批评那种不愿同外国人来往的不良风气，驳斥同外国人接触就是“里通外国”的极左谬论。
为了体现主动团结精神，周总理经常要求我们做好对专家的生活接待工作。周总理指出，外国专家远离本国来到我国，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困难很大，一定要热情相待，适当照顾，使他们能安心工作。当听到有的外国专家患重病时，他便让卫生部派最好的医生到那里抢救。
周总理每逢重大节日，总要亲自出面，或请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出面，宴请全体在北京的专家和家属。有时还利用各种联欢场合与专家亲切会见，表达我们党和政府对他们的感谢，并增进我国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1965年“五一”节，部分外国专家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游园活动，他们看到五彩缤纷，群众欢腾的动人场面，非常兴奋，有十多位专家自动上台唱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和群众一起参加联欢，当他看到这种情景，就兴高采烈地前去和专家们一起歌唱。唱完后，周总理又热情地和专家一一握手，合影留念。
密 切 合 作
周总理经常教导我们，外国专家来我国帮助工作，应当同他们搞好合作共事关系，工作中要密切合作，为他们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为此，周总理要求各聘有外国专家的部门应当根据不同的专家提出不同的要求，经常向他们介绍我国各方面的情况，尤其是与他们本身业务有关的情况，以便他们能及时了解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发挥他们的专长，更好地为我国服务。此外，周总理责成外国专家局制订计划，要经常组织各种报告会，请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向外国专家介绍我国情况。周总理在这方面则是以身作则，在百忙中总要挤出时间同专家负责人见见面，谈谈问题。每当大批专家来华或回国前夕，则在中南海紫光阁给他们作长达几小时的报告，向他们介绍中国政治、经济形势。
周总理非常重视外国专家的建议。经他亲自修改，后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名颁发的关于专家工作文件中指出：对外国专家所提出的建议，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认真研究，加以采用。对专家建议的执行情况应及时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和发现的问题及时告知专家。对专家建议如有不同的意见或不合中国目前实际而难于采用时，亦应向专家坦率说明，并进行讨论，务使各种建议成为实际可行的东西，避免发生表面接受，事后又不执行的毛病。
周总理非常关心合理安排外国专家的工作问题，常批评有些部门，聘请专家时争得面红耳赤，可是请来以后却不很好使用。有的竟让专家闲得无事可做。这样不仅浪费人才，使专家不满，对外也产生不良的政治影响。为了合理安排专家的工作，周总理强调要同外国专家协商共同编制工作计划，使双方合作共同完成某项任务时做到胸中有数。
虚 心 学 习
周总理经常教导我们，应当虚心向外国专家学习，尽量发挥他们的专长。周总理在1954年一次会议上讲话中指出，必须承认我们在经济、文化各方面还很落后，我们必须向人家学习。当然学习态度有两种：一种是愿意学，一种是不愿意学。我们要提倡好的学习态度，批评不好的学习态度……学了先进经验总有好处，错了可以改，今天不能用，明天可以用。总之，肯定要学。至于如何学，就要有一套办法，就要靠我们积累经验。
从1964年开始，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我们又从其他国家聘请了大批工程技术人员来我国工作。周总理指示当时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起草一个对资本主义国家工程技术人员的工作要点，并于1965年以国务院名义颁发。文件中规定：我们聘请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人员来，主要是利用他们的技术，顺利完成建厂任务，并向他们学得有关技术，这是我们整个工作的中心。
周总理还提出学习外国时应遵循“一学，二用，三改，四创”的方针。指出对于任何一种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首先要学懂弄通，并在实践中加以应用。当这些外国的先进的东西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以后，由于经验的积累和不断总结，就有可能把原来的外国东西加以改革，创造出独特的具有中国风格的东西。学习与独创相结合，在学习基础上产生创新，这在世界各国科学、技术、经济、文化发展史上是不乏先例的。
敬爱的周总理对外国专家工作给了我们许多亲切教导，他在处理外专局呈报的公文上的批语，也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育。有一次，周总理宴请外国专家，有关同志向总理报送了一份宴请计划，其中提到在京专家人数约为250人至370人。总理对在京专家人数了如指掌，他在这个数字上打了问号，并对各类专家具体数字作了计算，在旁边批注：“至多280人”。这种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使我们感愧交集。又如，1953年国庆节前夕，我们向周总理报送了宴请专家的计划，总理在审查时，除对宴会程序和主宾名单作了改动外，并对菜的样数和每人费用标准作了削减。这种处处精打细算、节约办外事的精神，又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我们在周总理领导下，从事外国专家工作多年。我们要永远铭记周总理的亲切教导，把这项工作做好，在四化建设中竭尽我们的一份力量，以期不负周总理在世时对专家工作的巨大关怀。